《琵琶行》音乐描写文本价值的再释读
关于白居易《琵琶行》的音乐描写，论者颇多手机版琵琶行。在课堂教学和一般的赏析文章中，人们都能充分地注意到作者描写音乐时行家式的高超笔法；作深度探讨者，则常常着意诗歌音乐描写与作者情绪变化的关联性，如文学史家所言，白居易“善于通过描写音乐节奏的变化来表现情绪的起伏”（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册第172页）。应该说，这类讨论都非常有意义，只是笔者认为《琵琶行》音乐描写的意义不限于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它在文本结构和作者抒情效果上所呈示的价值。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作者用十分精细的笔墨淋漓尽致地描写音乐，其核心目的在于表现琵琶女不同凡俗的演技手机版琵琶行。但展现琵琶女出色的演奏技巧并不是作者诗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作者在诗歌中最想言说的是其逐臣之悲，天涯沦落之恨。作者只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释胸中之块垒”。所以我们必须把握住琵琶女在作者抒情过程中的媒介性意义。
人们通常说《琵琶行》抒发了诗人与琵琶女同病相怜之情手机版琵琶行。问题是同病同在何处，仅仅是二人同是沦落天涯之人吗？显然，作者面对琵琶女不是一般的触景伤怀，而是一种惺惺相惜的失路悲鸣。试想，如果作者偶遇的是一个才艺平平，仅仅是由于年老色衰，吃尽青春饭的长安故倡，他会如此激动吗？试想，诗人自己如果仅仅是一个江州小吏，不曾有闻世的诗名，也不曾有颇为自负的才干，他会有满腹怨曲吗？但事实是诗人少年得志，十六岁就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佳句，仕途上又颇为顺当，以致诗人不无得意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转引自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二册第136页）诗人确实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一个能“致君尧舜上”（杜甫诗）的干才。再看琵琶女，不仅曾经艳冠群芳，更重要的是她曾就学于穆、曹二善才，“曲罢曾教善才伏”。遗憾的是才与色两方面，渔色者看重的是色，对那些经常出没于欢场的五陵少年来说，琵琶女的杰出的才艺却是可有可无的陪衬物，对流落江湖的琵琶女来说，最大的痛苦就是“恨无知音赏”（孟浩然诗）。诗人的人生际遇何尝不是如此？由于耿直敢言，自谓有才，很有抱负的诗人不得不“谪居卧病浔阳城”。当道者用权一如五陵少年，人事升迁靠的是个人的主观好恶，而不是一个人的的真实才干。五陵少年的浮浪和权贵的奸愚怎不使才女和志士伤怀？诗歌与其说是诗人在为琵琶女的知音难觅感伤，还不如说是诗人在自悼不得见用的遗珠之悲。在如此心境下，诗人浓墨重彩地描写音乐，刻画琵琶女出众的琵琶技艺就显得别具意味了。只有极力渲染琵琶女的超拔的才华，下文的主题句“同是天涯沦落人”才有了更丰富、更明确、更有感染力的内涵，诗人怀才不遇的失志情怀才分外真切感人。诗歌中诗人重写琵琶女的技艺，而略写其当年的艳丽，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有人说，白居易能自比于歌伎，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勇气和识见。实际上，诗人通过音乐描写，已经在读者心理上极大地提升了琵琶女的地位，使之获得了同诗人自身在审美层面上可以一较的可比性。音乐描写使琵琶女成为一个诗人所需的合格“酒杯”，诗人胸中的那份郁积也由此酣畅地漫溢开来。这样一来，诗歌的抒情效果自然得以大大加强。
此外，我们还应体认到《琵琶行》在细腻的音乐描写中不知不觉地导入了知音这个传统文学的母题手机版琵琶行。知音母题所具有的丰富意蕴极大地拓展了读者的联想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催进了读者对作者情感的解悟。从本质上着眼，诗歌所表现的主题应归属于知音母题。这一点也应是诗歌音乐描写文本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琵琶行》的音乐描写不但是一个独立优秀的审美对象，而且在文本的结构上也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手机版琵琶行。它是琵琶女完整形象得以确立的最重要的出发点，是诗人抒情序列中的核心环节，更是我们登录诗人情感世界的有效门径，它在文本中完全具有结构性价值。
这里，我们顺带涉笔柳宗元的《钴鉧潭西小丘记》，文中作者极力状写小丘的的特异美景，进而表现小丘的美而见弃，在景物与人事的比对中抒写自己不得志的失意之情手机版琵琶行。柳宗元的小丘描写与白居易的音乐描写在表达理路和效应上应是同出机杼，于此提出，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琵琶行》音乐描写的文本价值。
